陳冠中文章(轉載)

明報 陳冠中
2006-07-02
世紀‧我這一代香港人
小書店的故事

香港人稠租金貴，薄利的民間小書店要上樓，開在閣樓、二樓、更上層樓。
在網絡書店出現之前，我猜想，每個香港讀書人都曾有過一家助他啟蒙的書店，而在啟蒙以後的日子裏，則還需要一家長期解渴濟飢的吊命書店，否則讀書人在香港的日子太難過了。這點，被寵壞的台北讀書人不一定能體會到。
我的啟蒙書店是開在尖沙嘴某商住大廈五樓的文藝書屋，吊我命的是灣仔某二樓的英文書店，曙光圖書公司。
不算早也不太晚，我踏進了對的地方，當年文藝書屋小小的房間內，陳列着整個大中華當代文化的亮點，包括文星叢刊、李敖、柏楊、余光中、張愛玲、於梨華、白先勇、聶華苓、劉紹銘、王文興、歐陽子、葉維廉、王尚義、席德進、司馬中原、梁實秋、林語堂、何秀煌、殷海光等等。在傳奇的六十年代，中文精英文化最有創作力的地方竟然是政治仍然高氣壓的台北，當時香港在這方面是要仰望台北進口的。而在六七十年代交接的幾年，文藝書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幾年後，台灣的出版業更蓬勃，但對香港讀書人的啟蒙效應卻不如當年了，時勢使然。
早期我每次都帶着朝聖的心情上文藝書屋，我認為我在文藝書屋裏面找到的教育，不次於幾年後在哈佛書店。大一那年我買了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自己也驚訝怎麼會買這樣的書，而且是很不精緻的硬皮本，那驚訝度僅次於同年聖誕節去台北旅行，一回神發覺自己竟買了盜印的李約瑟《中國科技史》，五巨冊，還要抬回香港。我偶然會做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意識還沒到，就先出了手。
後來我進了文化圈，自然知道文藝書屋的老闆是王敬羲，愛奧華大學文學碩士，之前是台師大的香港僑生，跟《現代文學》很多同仁是先後師友，我七二年還讀過他的小說《康同的歸來》，以當時幻想留學的情懷覺得挺好看。王敬羲曾負責過香港版的《純文學》雜誌———這刊名真夠camp，其後出版著名的《南北極》雜誌，一直到八十年代。但是，港台兩地書業似跟他早就不往來了，書店裏的大部分台灣書，版權頁都寫着是文藝書屋出版，或文藝書屋總代理，多年後我再訪，裏面來來去去主要還是早期那一批書，好像時間停頓。
文藝書屋完成了歷史任務，不再是我的解渴濟飢書店，七十年代中香港已有多家小型中文書店超越了它，包括我也有參與的一山書屋。我的問題在英文書。
香港有三家老牌的正規英文書店：中環德輔道的圖書中心、尖沙嘴樂道的辰衝書局和海運大廈的圖書中心(後者已不存在)，都不錯，跟英美的主流書店大致同步，是我在香港生活的固定訪點，只是，我對非小說特別是某類人文社科書的偏食，不是它們能滿足的，但像我這樣的人不會太多，不可能有一家像三藩市城市之光這類書店來專門滿足我們。不可能？偏偏就有個馬國明，開了家曙光圖書公司，專賣這類英文書，而且挑選之精準永遠超過我的期待。
自從曙光和青文書店分用一個二樓單位，它就長期納入我的生活地圖裏，讓我知道鬱悶的時候有個地方可去，吊住我這樣在香港的英文讀書人的命。我長期觀察的結論是，曙光在哲學與社科英文書方面的質與量，猶勝於台北誠品書店的旗艦店，而近十年兩者的書種又皆勝過三藩市城市之光書店地下室提供的非小說選擇。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別對小規模的曙光來說，點點滴滴都是心血工夫。
真是一個人可以讓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不一樣，沒有馬國明這樣的一個人，香港壓根兒自始不會有這類書店，曙光能夠出現在香港，堅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蹟，也是多元香港的光榮見證。
現在馬國明退了，而我們都習慣了到網上購英文書，不靠曙光吊命，但讀書人還得逛書店，大的小的、地面的樓上的、主流的另類的，多一家總比少一家好。
自己開書店
隔行如隔山，小小的文化圈，每一塊都有不同的知識結構，就算自以為可以無所不談，其實還是自說自話，之所以吾生有涯、學海無涯，這是我在一山書屋的體會。
黎則奮是低我一屆的大學學弟，是個堅定而且張揚的社會派，我特愛聽他亢奮的談香港學運社運政治，特別是攻擊對手國粹派。他對我的一大貢獻是一九七六年初邀我一起開辦一山書屋，跟學長陳文鴻曾澍基、學弟妹張嘉龍鍾小玲做合股伙伴並近距離接觸。
一山書屋除了在灣仔某破樓的閣樓賣書外，也自己出版書。除了出正版新書外，也盜版別家的書，只是我們盜得很有原則：只盜版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四人幫禁掉的書。我相信這是知識結構奇特的陳文鴻在主導的，否則那時候在香港誰會想到去重印延安時期已被批鬥的共產黨人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去替晚年給毛澤東整慘的周恩來出選集，去結集未經毛選刪改的毛澤東原文！我們好像總是在跟毛過不去。
這方面我全幫不上忙：我只涉獵了一點西馬，你叫我解釋一下盧卡契和布萊希特在爭些什麼，我還能說上幾句，但是延安整風和中共黨史疑團當時絕對是在我的知識範圍外。
陳文鴻以及曾澍基的左翼西學也不像我學的西馬，他們談他們的第三世界依賴理論，我談我的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理論，他們說捷克的奧塔·錫克與匈牙利的亞諾什·科爾奈，我說法國的阿爾杜塞爾與英國的雷蒙·威廉斯，他們說孫冶方，我那時候任何華人文化研究者的名字都說不上。我得承認偷了不少師，以至近年才為大陸新左派吹捧的名字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我一點不覺得陌生，皆因陳文鴻曾澍基早就在我耳邊嘮叨過。當然，自從香港未名書屋在一九七三年重印了費孝通的若干著作後，大家都常談到費孝通。
如果只是這樣，仍走不出學院左翼的知識範圍———當時我們確還辦了一份叫《左翼評論》的期刊。只是一山書屋給我的教育不止如此：它讓我進入了一個有趣的天地，以書為本，我稱之為書本文化圈。
主導一山業務的是精力旺盛的張嘉龍，有天他帶了個背着書包的台灣人進來，名字叫沈登恩，開了家遠景出版社，陸續發過來一批台灣小說，如鹿橋的《人子》、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陳若曦的《尹縣長》，封面都有設計概念，令人眼前一亮，跟我在文藝書屋看的台灣書不一樣。我開始對台北出版界產生了興趣，連帶接上了台灣文化界的論述，包括濫觴於六十年代而在七十年代中大爆發的現代與鄉土文學論戰———我回想起一九七三年已經看到香港學者劉紹銘編的《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台灣文壇自此納入我的注意範圍內，雖然無可避免只是隔岸觀火，知其一不知其二。
「遠景」一度是台灣出版新世代的領頭羊，只是主事者性格決定命運，另二位高手王榮文與鄧維楨相繼離開，自立門戶，台灣出版業進入戰國時代，大放異彩。
不過我得指出，雖然從那時候開始，台灣書成了香港書店長銷的固定擺設，甚至不乏暢銷者，但卻沒有主導過香港文化的發展，正如鄉土論戰啟示了台灣文化往後的變化，在香港卻水過無痕，深層影響遠不如早前的文星叢刊、皇冠叢書，因為七十年代中香港自已的本土城市文化已經蓄勢待發。
一山始創的頭一兩年，我常跟着張嘉龍玩，認識了不少幹出版、發行、印刷和門市的人，那幾年樓上書店相繼出現，如旺角奶路臣街一帶的田園、學津，稍後灣仔的青文，及至今仍是龍頭的天地(店門在地面、店在地庫)。我們平常談的是書，見的是寫書或出書的人，等於在梳理書本文化圈。張嘉龍還介紹了《明報月刊》編輯、藏書家黃俊東給我認識，一下替我打開了書本文化圈大多數的門。
有一陣子，對當代中國文學史和戲劇史素有研究的馮偉才當了一山的經理，而從法國回來、飽學的丘世文也成了股東，兩人的知識結構都不是我熟悉的，我下班就上一山看書聊天學習，說不定還會踫到什麼學問家、名家，擺一回龍門陣。熬到八十年代初，一山結業，大家都交了點學費，我卻掌握到更多兩岸三地書本文化的線索。